发达世界的政策立场

(a)

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2010年财政政策急 剧转向，表面上是取消财政刺激，实际上是紧 缩政府开支 (图 2.1)。下图显示了2010年二季度 与2013年四季度之间政府在货物和服务方面的 实际支出差异，以占2010年二季度实际国内生 产总值的百分比示(从而体现政府支出对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的累积贡献)。不过，这可能不是理 想的衡量方式，因为它假设政府支出零增长是 一种中立的立场。事实上，在取消财政刺激之 类的特别措施后，真正中立的立场是回到实际

支出“正常”增长的轨道上，可以用长期趋势 的形式对此作出估计。¹ 因此，图 2.1还比较了 实际政府支出的实际价值与假设政府支出遵循其 长期增长步伐所产生的支出，这更能显示2010年 中期以来财政调整的程度。

图 2.1 证实，财政紧缩最明显的例子出现

在欧元区的外围国家。欧洲预算的规模微不足 道，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央行)又不愿承担最后 贷款人的角色，影响了这些国家财政的调整程 度和时间安排。由于这样的制度缺陷，各国政 府不得不吸收危机成本，在许多情况下除了随 后压缩公共支出外别无选择。到2013年最后一 个季度，在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

斯洛伐克和西班牙，政府在货物和服务上的实 际支出低于2010年的水平，这一期间(2010年二

季度-2013年四季度)的减少额约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1% 到 2.5%。将观察到的这些模式与政府

支出的长期趋势进行对比，隐含调整是原来数 字的两倍多。欧元区的其他经济体还改变了其 财政立场。扣除物价因素后政府支出与2010年 的水平接近，但与长期趋势进行对比发现，几 乎所有这些其他经济体自2010年二季度到2013 年年底都采取了紧缩的财政立场。

财政赤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被 看做是一种经济“违纪”迹象，并会导致信用 降级，在这一威胁下，欧元区以外的几个发达 经济体遵循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人们担心这样

A. 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政策威胁

的降级会吓跑相关投资者。在这些经济体中，

复，尤其是在就业水平低的时候，否则恢复对国 内市场的生产性投资似乎是不可能的。鉴于这些 限制因素，这一战略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都取决 于刺激出口部门的私人投资。

多年来，《贸易和发展报告》以及其他研 究报告都认为，依赖于出口增长型的恢复不可 能同时解决所有国家的问题。不过，在目前全 球协调极少的环境中，聚合问题不是政策制定 者主要关心的事；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成为赢 家。因此，压缩工资收入成为旨在增强竞争力 的流行的“结构性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据 信此种政策将诱导投资，同时因相对工资较低 而造成的实际汇率下跌将有助于赢得市场份额。

一小部分国家看似在将提高了的成本竞争力转

化为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会增强这一 信念，并且加大了对那些不加入这一竞赛的国 家有可能会被甩在后面的担忧。

这种观念要求更加深入地考量经验证据。

考查可以以欧洲国家为样本。这一选择的好处 是可以集中关注最近期间，在这一期间，这些 国家同时承受了减少劳动成本以获得出口份额 的压力。以欧洲为样本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在 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内获得类似于在全球集合体 中发现的反馈，因为该区域中相当大一部分交 易对这个市场来说是内部交易。不能完全忽视 短期内压缩工资与出口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正 如图 2.2A 中所反映的那样。以2010年开始的 一个两年期为例，在2010年政策从财政刺激转 2010年三季度至2013年四季度一些欧洲国家

实际单位劳动成本和出口方面的变化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欧盟统计局；经合组织《统计摘要》；以及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 包括以下各国：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 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在第一阶段，实际的单位劳动成本 数据系指2010年三季度到2012年一季度之间的变化，而出口数据指的是2011年一季度到2012年三季度之间的变化。在第二阶 段，实际的单位劳动成本数据系指2012年一季度到2013年二季度之间的变化，而出口数据指的是2012年三季度到2013年四季 度之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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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ㅢж䱬⇫ B. ㅢӂ䱬⇫

y = -2.2539x - 3.6948 -30

-20 -10 0 10 20 30

-10 -8 -6 -4 -2 0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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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 -10 10 20 30

-10 -8 -6 -4 -2 0 2 4 6

0

y = -0.1066x 1.2 19

向竞相获得出口市场份额时，散布图显示，尽 管结果千差万别，但在一些的发达经济体样本 中，出口似乎与实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动负相 关。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效果随着时

间而减弱(图 2.2B)。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

压缩工资来实现更大成本竞争力的努力面临各 种已知的局限性：竞争难度加大，因为在削减 劳动成本但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生产率方面 存在限制。而且，劳动收入减少会影响那些更 倾向于支出的家庭的收入，进而削弱总体消费 和投资需求。这最终会对进口以及因此对整个 一系列国家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

图 2.3反映了这些动态。在允许需求持续扩 张的正常条件下，实际单位劳动成本至少应当是 稳定或上升的，但从2010年开始，实际单位劳动 成本指数(加权后)下降。三四个季度后，这些经 济体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停止了增长，结果是进 口量锐减。总体而言，整个2013年的进口额是持 平的，最后两个季度稍有好转，这主要是因为主 要经济体的资产增值刺激了需求(见下文)。相关 要点是进出口之比大幅下降。因此，净出口导向 型战略表面上的成功主要反映了进口方面的总体 调整。换言之，如果许多国家都只实行基于压缩 劳动收入的战略，那么所有这些国家都会有通货 紧缩的风险。

(c)

－

长期分析能够进一步澄清问题，因为欧洲 实际单位劳动成本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方面的 最近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这些变量之间的

关系(图 2.3)。尽管没有实际的工资增长，但欧

洲出现的压缩工资现象在表面上暂时停止了，

国内生产总值似乎正在获得牵引力。同样，在 过去一些时期，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保持相对强劲，尽管劳动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中的份额在减少，或者只有小幅增长。至

少自1990年代早期开始，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 存在工资份额下降的明显长期趋势(见图 2.4，其 中工资份额为实际单位劳动成本的国民经济核算 等值)，尽管在其中少数国家近年来有所稳定。

Piketty (2014年)的历史调查可为这些数字 提供补充。他对几十年来(在少数情况下是几百 年)若干国家的纳税申报表以及其他数据集做了 详细分析，其优势是不仅展示了收入在工资和 获利者中的演变情况，还显示了收入在家庭分 布方面的演变。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方面 停滞不前，而美国前百分之十和前百分之一的 人所赚的钱急剧增加，在澳大利亚、加拿大、

欧洲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单位劳动成本 以及进出口之比，

2009年四季度至2013年四季度 (指数, 2009年四季度= 100)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的计算结果，依据是欧盟统计局；经合

组织《统计摘要》；以及贸发会议数据库。

注:欧洲包括比利时、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

德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 牙、斯洛伐克、西班牙和联合王国。单位劳动成本按 进口加权。

92 94 96 98 100 102 104 106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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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法国、日本、联合王国以及其他20多个国家也 是如此。⁵ 这种在收入分布的最顶层出现的增 长令人吃惊，以致可以合理地认为此种收入实 际上应被设想为财富累积所产生的“租金”。

可从Piketty 的著述中得到与本章的政策分

析有关的各种启示。首先，基于国民账户的劳 动收入份额总体统计数字并没有全面反映中低 收入工薪阶层收入减少的真实程度。如减去大 多数发达经济体最顶层的十分之一尤其是最顶 层的百分之一的人赚取的收入上涨部分，并将 这一部分描述为利润收入，那么，上文指出的 劳动收入下降趋势将显著加剧。⁶ 其次，Piketty 观察到分布恶化模式在长达数十年的期间内相对 恒定，只有战争或严重危机才会中断该模式。他 认为，资本收益一般会比收入和工资的增长速度 更快，尤其是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发展进程 中减速时。⁷ 资本越集中在最顶层，为减少资 本所有者对国内生产总值更快速增长的依赖，经 济结构就越有可能被塑造为有利于租金和利润而 不是工资收入。为使工资具有竞争力、引发更 快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做出的政策驱动型努 力将加剧而不是逆转这一趋势。第三，Piketty 在此基础上针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提出 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在他看来，财富与收入比 提高是一个长期趋势，再加上随着财富所有者 试图通过在全球市场中重新分配其投资组合来 增加租金，可能会导致跨境资本增长，这都加 剧了全球金融不稳定，并最终导致全球危机。

越来越多的研究阐明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日 益恶化对增长和稳定的总体影响 (Baker, 2009 年；Cripps 等人, 2011年；Galbraith, 2012年)。 在此基础上，降低工资份额的趋势似乎不需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阐明了收入和财富分配日 益恶化对增长和稳定的总体影响 (Baker, 2009 年；Cripps 等人, 2011年；Galbraith, 2012年)。 在此基础上，降低工资份额的趋势似乎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