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一节中指出的，1960年代末出现的 战后增长模式的弱点反映在分配争夺、能源危 机、通货膨胀压力以及国际收支困难中。这最 终导致19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 发达国家一系列的政策反应和调整，这些反应 和调整可能与受金融驱动的全球化的出现有关 (贸发会议，2011年)。
该模式还预计了一种与支持战后共识的方 式迥然不同的对待国际经济关系的方式。1945 年后出现的国际体系不可避免地主要是拥有共 同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 间的一种妥协。该体系的基础是对于必须避免 1930年代的松散和混乱所达成的共识，即，该 体系的特点是过于宽容不同国家的政策选择(以
及需要的政策空间)，仅要求不危及体系内其他 成员的经济。该体系为纳入发展水平迥然不同 的国家而发生的后续演进是不连贯和临时的。
新出现的多边安排以优先考虑增长和就业 的广泛政治共识为前提，为此高投资率被视为 是关键，并且认为必须实行一系列宏观经济和 结构性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有效监管金融 以及前瞻性的产业政策，它们被认为对于确保 将利润输送到生产活动中至关重要。这些前提 得到了北方和南方的高度认可。还有一点得到 认可，即，寻求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多数发展中 国家面临的困难可以通过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减 损主要是最富裕国家商定的并符合其利益的规 则来加以克服。然而，与曾帮助欧洲经济体很快 在战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的慷慨形成对比的
是，从来没有提供过实际解决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深层次结构问题所需的资源。
最初，人们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 及转向灵活汇率使得一种松散得多的货币合作 成为可能，这为发达国家的决策者采取独立的 政策行动提供了更大空间。英国经济学家Fred
Hirsch对此表示欢迎，希望“世界经济在控制下
的分解”为应对一个经济滞涨的世界带来的各 种挑战提供更多政策空间。但更可能的选择，
正如美国央行行长Paul Volcker指出的，是一 种不同类型的多极世界中由
市场引导的一体化。Volcker 的解决办法是将央行行长之 间 较 为 非 正 式 的 协 调 引 入 灵活汇率体系，并赋予国际 货币基金纪律手段以确保在 国内实行“正确的”政策。
其不言而喻的一个必然结果
是“世界货币的守护者们未来在国际上将发挥 更大的作用，国家立法机构和选民的作用则较 小”(Mazower，2012年: 317)。
自19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以来发生变化 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打破了战后体系的运行 原则。事实上，在目前的安排和政策下，发展 中国家几乎总是发现自己不得不通过削减国内 支出来进行调整以适应国际不平衡。国际货币 基金放弃了确保有序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稳定汇 率的目标，转而积极促进扩展“开放和自由的 资本流动体系”(Camdessus，1997年: 4)。国际 金融流就此恢复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期间导 致不稳定的那种水平。结果汇率不稳定和偏离 导致国际竞争力模式突然瓦解。与其早期历史 形成对比的是，国际货币基金将贷款大量投向 发展中国家，模糊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内的短期
流动性需求与低收入国家发展的长期融资需求 之间的区别。31 世界银行也不再将长期基础设 施项目作为重点，如今专注于“结构调整”贷 款和减贫。
国际贸易的治理转向权利和义务单层体系，
其中通常希望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近似 的义务水平。发展中国家努力在该体系中保留 一定的灵活性(正如后面的章节中将论述的)，并 从规则体系的可预测性中获益。然而，人们不再 那么相信提供就业和结构多样化是衡量越来越 自由的贸易体系是否取得成 功的关键标准。贸易自由化 被认为优先于经济增长和充 分就业，从而重新激活了重 商主义议程，尤其是在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 一系列问题，包括改变其贸 易条件、技术转让、非关税 壁垒以及限制性的商业惯例 ，都在国际谈判议 程上遭到冷落，甚至完全消失(贸发会议，2011 年)。贸易协定，尤其是在区域和双边级别，越 来越多地介入以前被限定为国家管辖范围的政 策领域。许多国家和全球经济政策逐步受到咄 咄逼人的“深度”一体化议程的驱动，包括消 除贸易壁垒和资本流动障碍，以及扩大公司可 通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而 获利的空间。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塌为金融市 场的全球优势铺平了道路。以往私人收益与国 家政策之间的妥协曾经确定了战后前二十年的 多边主义，现在被认为对1980年代不再有效。
新出现的是一个建立在对市场的内在效率和稳 定性坚信不疑基础上的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
这为越来越不受监管的金融部门提供了新的获利 贸易自由化将经济增长和充
分就业置于优先位置，从而 重新引发了重商主义议程，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机会。历史、背景和制度结构不同的国家所拥有 的政策空间曾经是布雷顿森林安排的核心所在，
现在已被所谓“明智经济政策”的一刀切政策议 程所取代，该议程与1920年代的政策议程非常相 似(Temin，2010年，Blyth，2013年)。与那时一 样，该议程的前提是假设市场力量具有内在效率 和稳定性，并且，最重要的是，该议程以快速解 除金融管制为驱动力。
发达国家广泛放松对金 融部门的管制，以及解除对 跨界金融活动的控制，这导 致 资 本 流 激 增 ， 标 志 着 与 战后国际政策框架的彻底决 裂。金融权益的快速上升破
坏了以前有助于将市场力量引入长期增长所需 的创造和生产活动的制衡。事实上，这助长了 银行、企业和家庭短期的，有时是破坏性的行 为。对所有这一切的意识形态支持来自有效市 场假说，该假说为适用于所有经济环境和挑战 的不干涉政策议程提供了理由。
在某些情况下，该议程是贷款给发展中国 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约束逼出来的，但其 影响范围要广得多，涉及许多无需国际货币基 金支持的国家。因此，国际货币基金作为国际 金融稳定的保障者的最初作用与促进金融化相 比变成次要的了，金融化的定义是金融市场、
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经济运行及 其治理机构中的重要性增大，无论是在国家还 是国际层面(Epstein，2006年)。这与公共部门的 抗衡势力被削弱有关，并且将不断增长的公共生 活领域转变成了潜在的利润来源(Sandel，2010 年)。值得注意的是，一刀切信息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1920年代在发达国家占优势的政策的回归，
并且导致了－正如当时一样－国家逐步丧失 采取独立政策行动的能力(Temin, 2010年)。
正如上文B节中指出的，1920年代“回归正 常”导致全球经济波动、危机和萧条；并且战后 复苏要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重新确定政策方向。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后逐渐 增强的金融化趋势恰逢一个 日益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 等的时期。正如以前的《贸 易和发展报告》中广泛讨论 的，发展中国家常常首先经 历这些问题。然而，将不均 匀的需求增长、债务和不稳 定的资本流动联系起来的金 融安排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是在发达国家感受到 的，比如目前美国对次贷的担忧，再加上投资 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导致2008年9月贷款市场 冻结，估价暴跌。随着危机的蔓延以及市场上 恐慌情绪的扩散，主要金融机构开始破产，而 其他一些则向各自的政府求助。
在布雷斯森林设计的多边安排中并未包含 一个监管资本流动的全球体系，因为资本流动 性被认为受限于国际体系的更广泛运作方式。
这些安排瓦解后也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体系，尽 管私人资本流动日益重要。甚至最近一次金融 危机造成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影响也未能促成产 生这样一个监管体系。这一失败表明全球治理 方面存在更大的不足。多哈回合就要到十五周 年了，但还没有完成的迹象，尽管2013年在巴 厘部长级会议上采取了积极步骤。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方面的进展由于未能在哥本哈根达成一 个全面协议而陷入停顿。最后，即使是在最近 历史、背景和制度结构不
同的国家拥有的政策空间 曾经是布雷顿森林安排的 核心，现在已被一刀切的 政策议程所取代。
一次危机之前，让千年发展目标保持在轨道上 也并不容易：在2015年以前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如今看来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了。这告诉我们，在 较好的经济时期，即使一小部分用来拯救“尾大 不掉”的金融机构的资源也绝不可能用于促进 社会和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或 者应对环境挑战。
提到全球化背景下的 “三难”政策选择 时，Dani Rodrik (2002: 2)辩称“在民族国家 和民主政治仍然强大的背景
下，‘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 难以实现”。即使要接受他的 论点，肯定也可以辩称有办法 促成国际安排，鼓励更多跨界 经济活动(包括货物、服务和 人员流动)，同时不一定损害 让一个民族国家得以采取灵活
的方式满足本国公民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政策自
主性。事实上，东亚快速增长的 “全球化”经
主性。事实上，东亚快速增长的 “全球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