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结论
2.9 部分发展中区域按技术水平和部分贸易伙伴分列的出口结构，1990-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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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出口结构还要取决于其贸易伙伴。
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中，技术密集型和中等技 能密集型制成品的份额有所增加。然而，这一 出口目的地对于拉丁美洲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的商品更加多样化，技 术密集型制成品占一半左右。面向中国及其他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出口仍然高度集中 于初级商品；这一趋势从2000年代中期开始增 强，到2016年拉丁美洲对中国的出口有90%
都是初级商品。
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和新 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出口经历了全面升级。过 去十年间，在面向所有目的地的出口中，初级 商品以及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比 重均相对下降。在对中国的出口中，由于劳动 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增加，因此
这种变化趋势不太明显，这表明雁行发展模式
(TDR 1997)仍处于早期阶段。在面向所有其他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出口中，技术密集 型产品所占份额最大，其中高技能劳动密集型 制成品占比最高。
这表明，中国(以及更广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 迅速发展非但没有促使其他发展中区域的出口结 构发生重大的积极变化，反而强化了它们作为供 应初级商品方的作用。如果将初级商品出口收入 用于资助国内的经济多样化和技术升级，结果也 不一定不好。但是，要实现这种推动作用，通常 需要在国内需求上升的背景下实施系统的产业政 策。而现实中这种例子并不常见。相比之下，区 域内贸易似乎最具潜力，可支持这些国家向上游 攀升，这印证了贸发会议以往关于加强区域贸易 的呼吁是正确的(UNCTAD, 2013)。
D. 超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与不平等现象
超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相应扩 张，往往被宣传为扩大了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 荣的机会。这种说法所依据的假设是，全球价 值链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专注于价值链的个别环 节，这样企业便可以“小本经营”融入世界经 济，而不必承担为生产成品或服务所需的所有 任务进行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和成本)(例如 World Bank et al., 2017)。这种观点认为，发展 中国家因此能够更容易地获益于其主要比较优 势：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按照这一逻辑，由于 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种融入全球经 济的做法应该减少南方的不平等现象。
不幸的是，现实并非如此令人乐观。事实上，
人们日益认识到，超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模式 不仅在北方助长了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 化( 例 如 Harrison et al., 2011；Temin, 2017)， 而 且 在 南 方 也 如 出 一 辙( 例 如Goldberg and Pavcnik, 2007；Pavcnik, 2017)， 因 而 加 剧 了 国
内经济的不平等现象。最近发布的数据能够对 全球价值链沿线附加值进行分类，并支持上述 观点。这些数据表明，出现这种结果部分原因 在于全球价值链的扩散，同时还要归因于领头 企业的行为，这些企业大多是大型跨国公司，
它们是当今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参与者。
本节便探讨这个问题。D.1节称，有新证据表明，
全球价值链和南方不断涌现的出口加工区低生 产率装配线，不仅压低了北方制造业工人的工 资，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工 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D.2节分析 了超全球化背景下出口市场集中度的上升，以 及大公司榨取租金的能力的相应提高。如《2017 年贸发报告》所言，目前的证据表明，租金上 涨主要是由更加新颖和无形的竞争壁垒所致，
这些壁垒体现在对知识产权更严密的保护以及 利用国家规则和条例转移利润和避税的能力上。
大公司从知识产权产生的垄断中获取更多收益，
减少相对税收支出，从而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 环境。为本报告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顶级跨 国公司(代表主导国际贸易和金融的特大型公 司)的盈利能力激增，而且集中程度日益提高，
它们已成为压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
从而加剧了个人收入不平等的现象。
总体而言，国际贸易对不平等现象的这些不利 影响再次印证了劳尔·普雷维什曾表达的关切：
制成品出口中存在大量寡头垄断企业，出口市 场结构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然而，如Milberg 和Winkler(2013：280-281)所 言， 如 今 的 主 要 问题不再是出口产品的性质，而是全球价值链 的治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许多领头企业都
在寡头垄断程度不断加深的要素市场或投入市 场运营，以维持溢价。领头企业的购买行为可 能会导致供应商削减溢价并降低成本，以致供 应商没有能力创新，也不愿提高工资或劳动标 准”。上述过程还产生了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
这将在E节加以探讨。
1.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离岸就业、加工 贸易和收入两极化
最近开发的分解手法揭示了全球生产分解之 后收入分配的新趋势。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
库(WIOD)12 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球制造业生
表2.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出口附加值的份额，2000-2014年
全球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44.8 47.8 3.0
劳动 55.2 52.2 -3.0 总部职能 31.7 30.4 -1.3 制造 23.5 21.8 -1.7 国家组
高收入 中国 其他国家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40.3 42.3 2.0 57.0 49.6 -7.5 59.2 59.4 0.2 劳动 59.7 57.7 -2.0 43.0 50.4 7.5 40.8 40.6 -0.2 总部职能 35.2 37.0 1.7 13.6 19.7 6.0 22.5 23.7 1.1 制造 24.5 20.8 -3.7 29.3 30.8 1.4 18.3 16.9 -1.3 部分国家
巴西 印度尼西亚 印度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49.1 43.2 -5.9 59.9 59.0 -0.9 56.6 60.6 4.0 劳动 50.9 56.8 5.9 40.1 41.0 0.9 43.4 39.4 -4.0 总部职能 22.3 30.3 8.0 25.6 27.6 2.0 29.7 28.9 -0.8 制造 28.6 26.5 -2.1 14.5 13.3 -1.1 13.7 10.5 -3.2
墨西哥 俄罗斯联邦 土耳其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68.3 76.7 8.4 51.3 47.4 -3.9 59.3 62.5 3.2 劳动 31.7 23.3 -8.4 48.7 52.6 3.9 40.7 37.5 -3.2 总部职能 13.0 10.5 -2.4 22.4 30.5 8.1 17.0 15.3 -1.7 制造 18.8 12.8 -6.0 26.3 22.1 -4.2 23.7 22.2 -1.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2016年)计算的结果。
注： 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2016年版)包括43个国家和一个“世界其他地区”类别，该类别仅包括在全球合计数 字中。“高收入”类别涵盖34国，包括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等高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其他国家”包括2 个发达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及6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 斯联邦和土耳其)。所有制造业部门均包括在内。
产和贸易的调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 加剧了不平等现象。1995至2008年间，全球 制造业价值链中的要素收入份额发生变化，最 大受益者是资本所有者，在北方和南方均是如 此。全球范围内，他们在所有制造业价值链中 的收入份额增加了6.5个百分点，2008年达到
47.4%。高技能工人也从中受益，不过程度有
限。占南方人口大多数的低技能工人获得的收 入份额急剧下降了6.3%(Timmer et al., 2014)。 这一现象令人质疑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一项 关键预测，该预测是全球价值链可减少不平等 现 象 的 理 论 根 据(例 如Lopez Gonzalez et al., 2015)。13
审视附加值如何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即如 何在沿“微笑曲线”行使的两种业务职能(总 部和制造)14 之间分配，便能证实上述分析结 果(de Vries et al., 2018)。在全球层面，2000至 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资本收入的比重 提高了3个百分点(表2.2)。与此同时，中低 技能劳动力的典型代表——制造阶段的工人，
其 收 入 份 额 在 高 收 入 国 家 下 降 了3.7个 百 分 点，在被列为“其他国家”的除中国之外的大 多数G20新兴经济体(以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 亚)下降了1.3个百分点。Chen et al. (2017)和
WIPO(2017)提供的其他研究结果表明，带动资
本收入增长的是无形资产回报的增长，无形资 产在全球制造业贸易附加值中的份额在2000和 2007年间由27.8%上升至31.9%，几乎达到有 形资产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一倍。
制造阶段劳动收入份额有所提高的唯一地点是
“世界工厂”中国，不过也只提高了1.4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在被称为“总部职能”的制造前和 制造后阶段就业的技能水平更高的中国工人，
其收入份额提高了6个百分点。上述研究结果 和中国个人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的证据(例如 Galbraith, 2012年)均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推 动低技能工人收入份额实现相对增长的是制造 业装配线的就业增长(数量效应)，而不是说与 高技能工人和资本家相比，这些工人的相对工 资收入实现了增长(价格效应)。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负向的相对价格效应加上 微不足道或负向的数量效应拉低了在制造阶段 就业的中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份额。因此，2000 至2014年间，发展中国家制造阶段的附加值份 额有所下降：巴西下降2.1个百分点、印度尼 西亚下降1.1个百分点、印度下降3.2个百分点、
墨西哥下降6个百分点、俄罗斯联邦下降4.2 个百分点、土耳其下降1.5个百分点(表2.2)。 尽管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联邦的劳动收 入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有所提高，但受益者 只是行使总部职能的少数高技能工人。在印度、
墨西哥和土耳其，资本所占份额有所提高，分 别增长了4.0、8.4和3.2个百分点，这明显损 害了所有工人的利益。
不平等现象的日趋严重体现了各种力量的作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超全球化背景下市 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公司的议价能力增强了，
而且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司 对选民和劳工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均逐渐淡 化 (Quentin and Campling, 2018；Bivens et al.,
2018)。跨国公司能够离岸设厂并离岸雇佣相关
的中低技能工人(或者仅仅是威胁这样做)，还 能够几乎随意转移无形资产，这些能力严重削 弱了工会和公共当局的议价能力。这又使生产 率收益的分配进一步向私人资本所有者倾斜。
这种两极化的动态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表现 得最为明显，但同时也影响到许多被分割成国 际贸易任务的服务活动中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 件。15 另一个因素是融资在跨国公司业务中占 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些公司更加注重推
这种两极化的动态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表现 得最为明显，但同时也影响到许多被分割成国 际贸易任务的服务活动中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 件。15 另一个因素是融资在跨国公司业务中占 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些公司更加注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