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的利润与全球劳动收入份额，1995-2015年

(占世界生产总值百分比)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库，基于汤森路透世界展望数据库和贸发会议世界经济内部数据库。

注： 图形A中，三个红色或粉色区域之和为资本收入份额。两个粉色区域代表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的净收入 或利润(金融和非金融性公司，以公司账户计)在全球GDP(以国民账户计)中所占份额，作为近似值从资本收 入(仅以国民账户计)份额中扣除，尽管两套账户的统计方法在若干方面有所不同。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A. ޞ⨹ࣕ㜳ᙝ᭬ޛ࠼䞃

资本收入(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净收入除外) 排名前2,000的非金融跨国公司净收入 排名前2,000的金融跨国公司净收入 劳动收入

-4 -3 -2 -1 0 1 2 3 4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B. ф1995ᒪ⴮∊Ⲻ਎ौ

1995年基准水平

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净收入 劳动收入

资本收入(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净收入除外)

插文2.3 “世上只有家最好”：顶级跨国公司总部的地理位置

本章说明为何除中国之外，“南方的崛起”表现平平，充其量只是略有进步。如B节所述，2011年 南方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按总值计算接近48%，按附加值计算接近44%；但若排除采掘业、第一代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这一份额还不到23%。这意味着所谓“大融合”(Baldwin, 2016)仍然远 未实现。然而，从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来看，国际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显然，跨国公司的活动及 所有权结构所涉及的地理网络十分复杂，无法简单地通过跨国公司总部的地理位置做出推断。不 过，总部的地理位置仍然是一项关键标准，可据以确定对一个公司实体的有效控制来自何方。毫不 意外的是，绝大多数顶级跨国公司的总部仍然设在发达国家。因此，相较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出口) 附加值分配，跨国资本回报的分配在更大程度上偏向住在发达国家的投资者(Quentin and Campling,

2018)。简言之，如果贸易促使集中度不断提高及企业租金不断增长，那么，北方的投资者从中获得

了大部分益处。因此，“贸易”通过影响公司租金，加剧了全球的功能性不平等。

中国顶级跨国公司的数量在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

从零跃升至约200家，这印证了中国在全球贸易和 金融领域的崛起。尽管中国公司在顶级跨国公司利 润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2015年为17%)，但它们的 扩张似乎没有对总部设在美国的顶级跨国公司构成

威胁(Starrs, 2014)，美国公司在顶级跨国公司利润

中所占份额仍然高达37%，几乎与1995年持平(图

2.B3.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金融跨国公司

在顶级跨国公司利润中的份额迅速攀升，到2015年 已逾10%，超过了美国顶级金融跨国公司的利润总 额。与美国顶级跨国公司一样，总部设在新兴工业 化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似乎也在强大的邻居崛起的同 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相对而言，中国顶级跨国公 司的扩张似乎是以其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代价 的，这可以解释刚刚爆发的贸易战中的一些激烈言 辞。

2015年，总部设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在顶 级跨国公司利润中所占份额不足10%，与初级商品 十年繁荣期之前大致相当。(即使在这部分利润中，

还应注意，南方顶级跨国公司所占的少量利润份额 中，有未知的一小部分属于拥有公司股份的北方投资者。因此，“南方其他经济体”在对顶级跨国 公司的控制，包括在全球生产决策和跨国资本收入方面所占比例仍然微不足道。鉴于“南 方其他经济体”人口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长(2015年占世界人口的68.2%)，这种边缘化地位 更是触目惊心。

图2.B3.1 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利润份额，

部分国家和国家组，1995-2015年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库，基于 汤森路透世界展望数据库。

注：见表2.3注。

0.0 0.5 1.0 1.5 2.0 2.5 3.0

0 20 40 60 80 10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万亿现值美元

百分比

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转型经济体 中国

第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 发达国家总额(右轴)

和金融的2,0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加剧全球

功能性收入不平等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总之，本节所列证据显示，全球价值链中少数 大赢家和大量参与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 些参与者包括受到挤压的小型公司和工人。出

口市场日益集中，再加上无形的竞争壁垒，都 提高了顶级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 最大参与者)的租金，使贸易对不平等现象的 影响日趋严重。此外，随着大型跨国公司在各 级规则制定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这些公 司在社会和环境问题方面越来越不需要负责任

( 见 Carroll, 2012；Carroll and Sapinski, 2016； Zingales, 2017)。³⁸ 这是超全球化之下的贸易自 由化未能在北方或南方实现所承诺的共同繁荣 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相反，贸易自由化反而 推动了由债务拉动的市场集中，而市场由少数 顶级跨国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它还加深了全球 经济的金融化，并大大增强了跨国资本对国内 和国际政策决定的影响力，这些决定影响到全 球的生产、就业和收入分配。如今的国际贸易 动态(和规则)还是与普雷维什所处的时代一

样，尽管活动类型不同，但仍然反映了一种失 衡状态：一方是处于垄断控制地位的实力强大 的出口公司，其租金集中在发达国家(见插文 2.3)；另一方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围”

公司(及其雇员)，它们参与提供进入壁垒低的 商品和服务。这种两极化现象使C节所述更典 型的普雷维什型结果变得更为复杂，与此相关 的是贸易仍然以各种方式促使许多发展中地区 固守初级产品专业化。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久前所申明的那 样，国际贸易可以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

并有助于建设包容性增长之路。这一信念由来 已久，而且并非毫无道理可言。然而，不应为 此目标而简单化地推崇毫无约束的自由贸易。

1964年贸发会议举行首次会议时，南方的政 策制定者担心，南方各国日益被国际贸易体系 边缘化，使全球经济承受更大的两极化压力

(UNCTAD, 1964)。当时的看法是，这并非市场

力量或技术力量导致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是 国家和全球各层面的制度、政策和规则造成的 结果，这些制度、政策和规则总是激发并引导 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朝着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 的方向发展，如果其间的平衡被认为是不公平、

不可取的，便可做出改变。半个多世纪后，虽 然跨境贸易的数量、方向和治理经历了无数变 化，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再次浮现 这种忧虑。

超全球化背景下贸易的增长为实行结构改革创 造了机会，但也只是在南方世界极其有限的范 围内。除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最近的中 国之外，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以贸易为手段，

将生产要素从初级商品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制 造和服务活动，而且即使这样也是零敲碎打的。

随着全球贸易自金融危机之后不断减速，许多 国家已暴露出潜在的结构性缺陷。许多情况下，

突发性快速增长出现在采掘业不可持续的繁荣 之后，在最需要发展结构多样化的时候反而进 一步巩固了超专业化的模式。在通过离岸生产 的方式提高了制成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企业 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成本最小化和租金最 大化；再加上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贸 易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上述结果带来了若干宏观经济风险和发展挑战，

如今已清晰地显现出来。主要的关切很可能是 超全球化之下的贸易对总需求产生的不利影响

(TDR 2016)。随着资本收入不断挤压劳动收入，

逐步在世界收入中占据更大份额，大多数国家 国内的工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自我强化、

日益加剧。许多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不平等现 象加剧伴随着富人更倾向于储蓄，或造成消费 不足，或因放松金融管制而刺激由债务拉动的 消费；这两个过程往往会导致恶果。如之前的《贸 发报告》所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全球失衡 体现并加剧了这一模式，过早对外开放也延长 了全球失衡现象。

E. 贸易加剧不平等现象：宏观经济风险和

发展政策挑战

全球金融市场和主要跨国金融机构已无可推卸 地成为这个故事中的反面主角，但显然非金融 公司也难辞其咎。在总需求疲软、危机后又转 向紧缩的背景下，大公司面对低迷的销售预期 削减投资，进一步抑制了总需求并促使贸易近 年来放缓。信通技术和数字公司的扩张(将在 第三章中讨论)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如果说 它们带来了某些改变，那就是通过引入新型的 市场控制和寻租行为，使局势雪上加霜。

这种环境刺激企业通过提高生产率以外的手段 增强盈利能力，例如加强工人之间及政府之间 的国际竞争以降低劳动和税收成本，压制或收 购竞争对手以确立市场主导地位并提高利润，

等等。可不幸的真相是，若单个跨国公司试图 采取这种战略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只会使更 广泛的经济体系更加脆弱而不堪一击，因为这 些因素共同作用会导致更多的不平等、消费不 足、债务，从而使宏观经济愈发脆弱。

在一个金融不稳定、增长低迷而又相互依存的 世界中，贸易极有可能成为零和博弈。政府单 方面采取行动，通过贸易保护主义、货币贬值 或工资限制来振兴本国经济，有可能加剧国家 间的紧张关系，最后陷入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

但是，单纯地呼吁加强贸易自由化也无法替代

发展战略(例如TDR 2016)。的确，一些国家成

功地利用贸易推动了结构改革，最近的例子是 中国。但是，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预措施来促进 结构改革，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并带来更

功地利用贸易推动了结构改革，最近的例子是 中国。但是，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预措施来促进 结构改革，将利润用于生产性投资，并带来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