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出口附加值的份额，2000-2014年

全球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44.8 47.8 3.0

劳动 55.2 52.2 -3.0 总部职能 31.7 30.4 -1.3 制造 23.5 21.8 -1.7 国家组

高收入 中国 其他国家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40.3 42.3 2.0 57.0 49.6 -7.5 59.2 59.4 0.2 劳动 59.7 57.7 -2.0 43.0 50.4 7.5 40.8 40.6 -0.2 总部职能 35.2 37.0 1.7 13.6 19.7 6.0 22.5 23.7 1.1 制造 24.5 20.8 -3.7 29.3 30.8 1.4 18.3 16.9 -1.3 部分国家

巴西 印度尼西亚 印度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49.1 43.2 -5.9 59.9 59.0 -0.9 56.6 60.6 4.0 劳动 50.9 56.8 5.9 40.1 41.0 0.9 43.4 39.4 -4.0 总部职能 22.3 30.3 8.0 25.6 27.6 2.0 29.7 28.9 -0.8 制造 28.6 26.5 -2.1 14.5 13.3 -1.1 13.7 10.5 -3.2

墨西哥 俄罗斯联邦 土耳其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2000 2014 差额

资本 68.3 76.7 8.4 51.3 47.4 -3.9 59.3 62.5 3.2 劳动 31.7 23.3 -8.4 48.7 52.6 3.9 40.7 37.5 -3.2 总部职能 13.0 10.5 -2.4 22.4 30.5 8.1 17.0 15.3 -1.7 制造 18.8 12.8 -6.0 26.3 22.1 -4.2 23.7 22.2 -1.5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2016年)计算的结果。

注： 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2016年版)包括43个国家和一个“世界其他地区”类别，该类别仅包括在全球合计数 字中。“高收入”类别涵盖34国，包括大韩民国和中国台湾省等高收入发展中经济体。“其他国家”包括2 个发达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及6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 斯联邦和土耳其)。所有制造业部门均包括在内。

产和贸易的调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 加剧了不平等现象。1995至2008年间，全球 制造业价值链中的要素收入份额发生变化，最 大受益者是资本所有者，在北方和南方均是如 此。全球范围内，他们在所有制造业价值链中 的收入份额增加了6.5个百分点，2008年达到

47.4%。高技能工人也从中受益，不过程度有

限。占南方人口大多数的低技能工人获得的收 入份额急剧下降了6.3%(Timmer et al., 2014)。 这一现象令人质疑赫克歇尔－奥林模型的一项 关键预测，该预测是全球价值链可减少不平等 现 象 的 理 论 根 据(例 如Lopez Gonzalez et al., 2015)。¹³

审视附加值如何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即如 何在沿“微笑曲线”行使的两种业务职能(总 部和制造)¹⁴ 之间分配，便能证实上述分析结 果(de Vries et al., 2018)。在全球层面，2000至 2014年，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资本收入的比重 提高了3个百分点(表2.2)。与此同时，中低 技能劳动力的典型代表——制造阶段的工人，

其 收 入 份 额 在 高 收 入 国 家 下 降 了3.7个 百 分 点，在被列为“其他国家”的除中国之外的大 多数G20新兴经济体(以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 亚)下降了1.3个百分点。Chen et al. (2017)和

WIPO(2017)提供的其他研究结果表明，带动资

本收入增长的是无形资产回报的增长，无形资 产在全球制造业贸易附加值中的份额在2000和 2007年间由27.8%上升至31.9%，几乎达到有 形资产在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一倍。

制造阶段劳动收入份额有所提高的唯一地点是

“世界工厂”中国，不过也只提高了1.4个百分点。

相比之下，在被称为“总部职能”的制造前和 制造后阶段就业的技能水平更高的中国工人，

其收入份额提高了6个百分点。上述研究结果 和中国个人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的证据(例如 Galbraith, 2012年)均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推 动低技能工人收入份额实现相对增长的是制造 业装配线的就业增长(数量效应)，而不是说与 高技能工人和资本家相比，这些工人的相对工 资收入实现了增长(价格效应)。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负向的相对价格效应加上 微不足道或负向的数量效应拉低了在制造阶段 就业的中低技能工人的收入份额。因此，2000 至2014年间，发展中国家制造阶段的附加值份 额有所下降：巴西下降2.1个百分点、印度尼 西亚下降1.1个百分点、印度下降3.2个百分点、

墨西哥下降6个百分点、俄罗斯联邦下降4.2 个百分点、土耳其下降1.5个百分点(表2.2)。 尽管巴西、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联邦的劳动收 入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有所提高，但受益者 只是行使总部职能的少数高技能工人。在印度、

墨西哥和土耳其，资本所占份额有所提高，分 别增长了4.0、8.4和3.2个百分点，这明显损 害了所有工人的利益。

不平等现象的日趋严重体现了各种力量的作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超全球化背景下市 场集中度不断提高，公司的议价能力增强了，

而且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公司 对选民和劳工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均逐渐淡 化 (Quentin and Campling, 2018；Bivens et al.,

2018)。跨国公司能够离岸设厂并离岸雇佣相关

的中低技能工人(或者仅仅是威胁这样做)，还 能够几乎随意转移无形资产，这些能力严重削 弱了工会和公共当局的议价能力。这又使生产 率收益的分配进一步向私人资本所有者倾斜。

这种两极化的动态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表现 得最为明显，但同时也影响到许多被分割成国 际贸易任务的服务活动中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条 件。¹⁵ 另一个因素是融资在跨国公司业务中占 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些公司更加注重推 行旨在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偿还贷款或实施股 份回购计划的公司战略(TDR 2017)。

在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对不平等现象产生不 利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出现了过多的特别加工 贸易制度和出口加工区。¹⁶ 许多国家建立了有 利于出口商的制度，目的是吸引或保持在岸投 资、生产和就业。¹⁷然而，与此相伴的风险是，

这种制度仅补贴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作，或者更 准确地说，补贴掌控全球价值链的大型出口商 或外国跨国公司组织低成本、低生产率的装配

工作。近年来积累的证据特别是中国的经验表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Fernandes et al., 2016所述 出口商动态数据库计算的结果。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A. ᡶᴿളᇬ

2014 30 40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4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4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4

此外，排名前5%的公司在国家出口收入中所

Pierola(2015)发现，最大的五家出口企业平均

占有一国出口总额的30%。²² 2012年，各国十 Markusen and Venables, 1998)，但是，将跨国公 司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纳入核心贸易模型

取的策略，例如游说政策制定者、收购竞争对手、 二(Menell and Scotchmer, 2007)。那些常被推崇 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公司，如第三章讨论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十亿美元百分比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十亿美元百分比

B. ᧛᭬

也是以牺牲公共福利为代价的(TDR 2017: chap.

VI；Diez et al., 2018)。

许多国家通过修改国内法支持设立无形壁垒，

而这些壁垒进一步扭曲竞争，提高公司的影响 力，催生垄断租金。不过，国际条约可能发挥 了更重要的作用，例如双重不征税协定和载有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外国投资保护条款的新一 代贸易协定。此外，谈判国际条约与民主国家 制定国内规则不同，其过程往往更加隐秘，令 大型寻租公司拥有更多空间开展贻害无穷的游 说活动(Rodrik, 2018)。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占据国际贸易一大部分的 特大型公司在超全球化下背景下租金不断增长 因而利润得以提升。对最大的2,000家跨国公 司进行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点。³¹ 虽然这些 公司只是上述排名前1%的出口商中有限的一 部分，但它们涵盖了石油和服务贸易行业的上 市公司，包括金融服务公司。³² 然而，在这个 数据库中无法区分公司的跨境活动和国内活动，

所以此处所述结果涉及排名前2,000的公司的 总体规模和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1995至2015年间，顶级跨国 公司的总收入一直领先于全球贸易额就不足为

奇了(图2.13)。由于这些跨国公司占据了国际

贸易的一大部分，因此，其收入变化趋势与全 球贸易趋势保持同步；然而，有些指标既可显 示跨国公司的集中程度，还可显示其攫取的租 金(此处以利润来表示)，包括通过跨境贸易攫 取的租金。

排名前2,000的公司的年利润³³从1990年代末 的7,000亿美元增长至近几年的2.6万亿美元(表 2.3)。³⁴ 尽管利润平均每年增长8.5%，但收入 年均增长率仅为6.8%。这种差异致使利润收入 比由1990年代末的5.7%提高至近年来的7.0%， 增加了23%。表2.3中显示的五年均值抹平了 利润波动，但是1996至2015年间，这一比率 上升得更为显著，增加了58%。

图2.13 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的收入与世界贸易

额，1995-2015年(万亿现值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贸发会议数据库和基于汤 森路透世界展望数据库的贸发会议合并财务报 表数据库计算的结果。

注： 纵 轴 的 对 数 刻 度 用 于 显 示 两 个 变 量 的 相 似 轨迹。

1 10 10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世界贸易额 跨国公司的收入

表2.3 排名前2,000的跨国公司——关键指标，

1996-2015年 (万亿美元)

1996–

2000

2001–

2005

2006–

2010

2011–

2015

净销售额或收入 12.8 18.7 29.7 36.8 净收益或利润 0.7 1.0 2.0 2.6 利润收入比 5.7% 5.4% 6.8% 7.0%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库，基于汤森路透 世界展望数据库。

注： 数据显示各年间均值。

利润率增长的原因有很多。除上文所言跨国公 司市场支配力不断增强之外，融资深化无疑发 挥了核心作用(见TDR 2017: chap. V)。跨国公 司通过债务融资开展并购，加强了对潜在竞争 对手的控制，从而增强了在全球范围内经营的 能力。³⁵ 融资在其业务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与此同时，公司战略重点也越来越倾向于实现 股东价值最大化，包括通过股份回购计划来达 到这一目的。³⁶此外，如Baud和Durand (2012) 所做零售业记录显示，越来越多的非金融性跨 国公司依靠金融业务创造利润，³⁷ 即使在数字

技术等被视为极具创新性、最为欣欣向荣的行 业，科技巨头们也在利用金融活动拉升利润(例 如Platt et al., 2017)。

大公司利润增长是促使全球出现功能性收入不平 等的主要因素，这种不平等与近20年来全球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息息相关。随着“超级明星”公 司逐渐占据各产业的主导地位，市场集中度不断 提高，这些公司利润高，劳动力在公司附加值中 所占份额低。而在“超级明星”公司地位越来 越高的同时，总劳动收入份额日趋下降(Autor et

al., 2017a)。例如，在美国和另外几个发达国家，

产业销售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公司手里；产业集中 度不断提高与产业劳动收入份额越来越低有关；

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由大公司内部这 一份额缩减所致(Autor et al., 2017b)。

显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必然涉及资本收入份 额上升。但是，由于计算资本附加值并不扣除 折旧，因此，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可能有 两个不同的进程：一个是资本成本增加，也可

显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必然涉及资本收入份 额上升。但是，由于计算资本附加值并不扣除 折旧，因此，导致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可能有 两个不同的进程：一个是资本成本增加，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