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的启示

Aschauer的力作(1989)为“要致富先修路”(又见Deng, 2013)这一至理名言提供了证据。回顾美国

1948至1985年的经济史，他发现，从长时间来看，基础设施存量增长10%，生产率便提高4%，因而 断定，基础设施投资可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这份研究甚至显示，反之亦然：1970至1985年基础设施 投资的下降导致同期美国人均产出下降。这些结论引发了大量关于基础设施对增长的贡献的实证研 究。其中一部分研究了基础设施存量和服务流量的总和对人均GDP的影响。大多数属于宏观经济研 究，着眼于人均部门存量与人均GDP的扩张曲线，从而找出中低收入区域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处于 异常值的国家(Ingram and Fay, 2008)。另一部分研究了特定类型的基础设施干预措施对增长和减贫 的影响，通常侧重于特定的地区、企业或部门(Straub, 2008)。

然而，理论和实证研究都仍然存在很多含糊不清之处(见Estache, 2006；Estache and Garsous, 2012；

Bom and Ligthart, 2014)。对于基础设施与增长的联系仍然缺乏强大的理论框架；正如Straub (2008)

所指出的，大多数研究没有提出明确的待验证的假设。因此，尽管在Aschauer (1989, 1990)之后的若 干研究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存量与增长的因果关系(Gramlich, 1994)以及由数据不平稳或变量缺失导 致的伪相关问题(Holtz-Eakin, 1994)上，但对于基础设施促进增长的效果的方向和程度仍有很大争议 (Lakshmanan, 2011；Deng, 2013)。

在实证研究方面，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基础设施本身的计量，因为对基础设施一词尚无统一定义

(Cassis et al.，2016)。许多研究从投资流量或存量(公共资本)或单一实物资产的角度对基础设施进行

计量(Calderón and Servén, 2010；Lakshmanan, 2011；Deng, 2013)，思考一种或另一种基础设施(水、

电、运输或其组合)对增长的影响。但鉴于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异质性，且某些形式的基础设施(公 路和电信)对生产率的影响比其他形式(如航线)更大，因此，研究范围成为评价研究结果及其与更广 范围的辩论的相关性的一个重要因素(Bröcker and Rietveld, 2009；Melo et al.，2013)。此外，宏观和 微观研究经常得出相互矛盾的结果。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对增长的最直接影响体现在省或州一级，基 础设施投资在这一级别的网络效应和间接效益最为明显，而在某些情况下，在宏观层面，基础设施 的扩张的同时，增长反而减缓，其原因并未深入探究。

影响实证比较的第二个因素是基础设施数据不足(Elburz et al.，2017)。基础设施是公共投资和私人 投资的共同结果，私人投资在不同国家占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25%至70%不等。但由于基础设施方 面的数据很少，而且通常没有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的总量，因此，很多研究就以公共基础设施代 替，这可能导致现有的实证分析少算了各国基础设施存量的总量。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直到最近才 有关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可靠数据，从而导致可比性方面的问题。

第三，关于基础设施存量的数字可能无法真正体现所提供的服务水平，因为基础设施服务的质量和 数量可能存在巨大差异(Straub, 2008)，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现有估算未能反映基础设施的 效率和服务质量，而这恰恰是决定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

Calderón et al.(2011)的一项获广泛认可的研究估计，基础设施资产增加10%可直接导致人均GDP增

长0.7%至1%。但总的来说，所用数据的可变性及其与基础设施对增长的影响这一核心问题的相关 性、模型设定、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及对不平稳性和因果关系的处理，都是可能导致结果的不确定 性。这些数据上的困难也导致很难找到方法，以比较和对比各国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存量促进增长的

经验。Straub (2008: 22)回顾了64项关于基础设施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其中很少有研究真

正直接和系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多边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新开发银行等南方的新机构，已开始加大对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还有 一些国际举措――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和德国的非洲基础设施计划(规模比前者小很 多)――也以基础设施投资作为重心。与此同时，

一直追求强化其金融投资组合的国际机构投资 者似乎热衷于将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资产类别，

因为它可以提供稳定的投资回报。所有这些都 与《2030年发展议程》相吻合，该议程所围绕 的一系列宏伟目标和具体目标共同构成了一项 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计划；2015年联 合国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商定的《亚 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又强化了这一雄心壮志。

但即便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融 资挑战却变得更加艰巨。世界银行确认了这一 挑战，呼吁将筹资规模“从数十亿扩大到数万

亿”，以实现《2030年议程》，并提出了一个 应对挑战的新框架，包括通过公私伙伴关系、

混改和“去风险”手段扩大私营部门的作用。

这就将基础设施讨论的重点放在了项目的“可 融资性”上(在D节中讨论)。毫无疑问，这样 的侧重点有助于提高人们对基础设施挑战的认 识，但它忽略了、甚至回避了对发展中国家至 关重要的一些问题，首先就是基础设施如何真 正推动结构转型，提高不同活动和部门的生产 率，并形成一个更加良性的发展循环。提出这 个问题自然会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发展中国 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提出这种问题：

• 他们应如何以最有效和可持续的方式开辟 新的融资渠道？

• 他们应如何对待某些领头国家提出的新倡 议(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 安排提出的新倡议？

• 在为新基础设施进行特定融资交易时，需 要考虑哪些重要因素？

• 可能存在哪些威胁以及如何避免这些威 胁？

本章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基础设施在结构转型过 程中的作用。本章部分借鉴了Hirschman提出 的框架，以便在面对发展进程中固有的不确 定、制约和压力时，提高计划和规划活动的效

力。Hirschman认识到，发展规划是一件“有

风险的事”，他强调指出，排序和实验对于适 当平衡当时俗称的“社会间接资本”(公共基 础设施)和直接生产活动(私人投资)至关重 要(Hirschman, 1958: 83)。 他 将 发 展 战 略 称 为

“对经济总体增长、而非某一项特定活动的增 长进行的多元化投资”(Hirschman, 1958: 85)， 本章从这一描述出发，指出将私人投资纳入不 平衡增长战略为研究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提 供 了 有 用 的 框 架(Hirschman, 1958: 93)。 本 章 力 求 说 明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图4.1 多边开发银行：基础设施贷款占银行贷款

总额的比例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秘书处基于各银行年度报告的计算 结果。

注：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运输和电信。数值是每十 年的平均值，基于银行每年优惠和非优惠窗口 的承付款项。世界银行：仅包括国际复兴开发 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美洲开发银行：1960年 代的数据为1967至1969年的平均值。亚洲开发 银行：基于1971年以后的数据。

67.2 64.8

39.8 33.5

26.3 26.2 30.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950s 1960s 1970s 1980s 1990s 2000s 2010s 世界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可以如何帮助打破阻碍发展的“连锁恶性循 环”(Hirschman, 1958: 5)，并帮助创造对结构转 型至关重要的种种联系。

建立这种联系的过程既不是自发的，也不是线 性的。基础设施的增长效应取决于基础设施投 资的地点，以及这些投资的安排、执行和排顺。

当基础设施项目很清楚是为更广泛的发展战略 而设计，而且该战略承认并积极促进基础设施、

生产率与增长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时，基础设施 与转型之间的联系达到最优化。事实上，从西 欧和美国的发展到最近东亚工业化成功的案例 可以看出，基础设施发展历来与更广泛的战略 目标和体制改革紧密相关。这些经验与“可融

资性”方法截然相反，它们表明，着重于仅由 经济可行性标准决定的个别项目，并不是实施 发展战略的最佳方式。相反，需要纵观全局，

实施基于发展标准的项目，虽然这种项目短期 内在经济上可能不获益。

本章安排如下：B节介绍了历史上关于基础设 施与发展问题的讨论，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分类，

并说明它们如何能够在不平衡增长的背景下为 良性发展循环做出贡献。C节列出了最近对基 础设施需求的估计，并主要从项目“可融资性”

角度对如何满足这些需求提出了一些担忧。D 节阐述了规划基础设施投资时需考虑的一些促 进增长的关键因素。E节做了总结。

B. 基础设施是关键：概念问题和历史教训

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以初级商品为基础的价值 链中，出现了以最低成本开采和出口自然资源 的原始殖民要求，自那时起，有形基础设施和 社会基础设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讨论的核心。

一战到二战之间，出于试图转移日益增长的社 会不满情绪的“殖民地托管”理念，一些争取 达到营养、健康和教育最低标准的方案短暂登 台(Arndt, 1987: 27-29)。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及随后争取政治独立和当地对自然资源 的控制之际，才开始对基础设施与发展问题进 行更严肃的讨论。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潮流下，

这一讨论受到当时新出现的发展论的强烈影 响――强调克服基础设施供应中普遍存在的“市 场失灵”，要求政府通过公共事业(电力、电信、

供水等)、公共工程(公路、水坝、灌溉等)和 公共运输系统(铁路、港口、机场等)参与基础

设施的供应。1980年代，随着政策猛烈转向新 自由主义，人们开始谈论“政府失灵”，基础设 施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但是角度正好相反。当时，

私有化成为提高效率的首选工具，随之采取了措 施，通过提高利润来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提供基础 设施。这包括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回到了原点将基

私有化成为提高效率的首选工具，随之采取了措 施，通过提高利润来鼓励私营部门参与提供基础 设施。这包括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回到了原点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