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维什在会议召开之前，到
13
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开展了一轮广 泛协商。他从欧洲开始，先访问了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然后前往 堪培拉，接下来前往东京、曼谷、新德里和卡拉奇。在开罗举行讨论 之后，他又前往东方集团的首都莫斯科和华沙，还有不结盟的贝尔格莱德。他在行程结束阶段，先访问了波恩，最后到达哥伦比亚特区华 盛顿，他在华盛顿与时任约翰逊总统南北关系问题顾问沃尔特• 罗斯 托举行了不算融洽的会谈。虽然他没有时间前往任何非洲国家的首都
（并且已经对拉丁美洲有深切的认识），但他的协商范围极广，表明 制订会议议程是一项全球任务。
在这些协商中，普雷维什承担了多项外交任务。他意欲加强发展中国 家在开罗建立的区域间团结，同时扩大积极参与的发展中国家的数 量。认识到苏联阵营的支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面对美国的冷漠态度仍 能促成会议召开，他希望能够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提供 某种激励，使之继续给予坚定支持。与此同时，人们熟知苏联有些议 题哗众取宠，诸如裁军产生的经济惠益、当前存在的贸易歧视和创建 国际贸易组织，他不想让议程被这些议题所左右。在西方工业国的首 都，他极力解释为何仅依靠关贸总协定不足以监管国际贸易，以及为 了实现他所预见的变化可以采取哪些选项。他在游说，但也认真听取 与之对话者表达的关切，以便尽可能使他的建议切合它们的关切。
这些战略目标构成了他的建议。为了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普雷维 什定下一个基本点：应当通过贸易协定或者补偿性融资，对发展中国 家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在过去和将来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这表明他 想让贸发会议少考虑促进贸易或者提供援助，多考虑纠正一种不公平 状况。为促进团结而采取的第二项重要激励措施是，呼吁对发展中国 家向发达国家出口的所有制成品采取优惠制度，并允许发展中国家政 府对它们的制成品出口商的某些营销成本给予补贴。虽然只有少数发 展中国家能够从这些优惠中直接获益，但是它们在原则上是普遍适用 的，较之取消对纺织品等特定行业的贸易限制，其分化作用更小。
为了不使苏联阵营失去兴趣，普雷维什对国营贸易表示赞许，同时坚 持以多边贸易为终极目标。他宣称双边主义是扩大苏联阵营与世界其 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的一种手段，并声称已经与苏联订立长期贸易协定 的发展中国家对此感到满意。然而，在为世界贸易体系勾画新的体制
结构时，他并没有谋求让夭折了的《哈瓦那宪章》，亦即苏联推出的 解决方案，起死回生。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宪章着眼于过去，并认为 不需要一套新的贸易规则，而是需要新政策，用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克 服结构性障碍，更广泛地参与国际贸易。
然而，最重要的是，现有贸易机制过分倚重国际经济力量自由发挥作 用来制造一种最优情况。在他看来，“自由发挥作用的概念，在结构 相似的国家间关系中是可接受的，但是在结构全然不同的国家间则行 不通，工业先进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就全然不同”。哈瓦那时 期以来得出的三条教训，对贸发会议的发端起了指导作用：必须实现 工业化，反击外部不平衡力量，以及对不同结构类型的经济体给予不 同待遇。
设计新机制的问题，仍然使发展中国家发生分化，有些国家迫切要求 成立一个新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而美国对此表示反对，还有一些国 家希望有一个以普雷维什为首的新型小智库，研究制订贸易和发展政 策，并借助现有的联合国机制推动其政策。普雷维什接受马林诺夫斯 基的建议，支持第三个选项－定期举行会议，负责对贸易领域进行 审查。
普雷维什本人撰写了贸发会议的主要文件，这是一份题为“争取制订 促发展的新贸易政策”的报告，但它几易其稿，其中一个原因是，非 洲担心所谓过分突出拉丁美洲的设想。普雷维什原本希望有一个关于 贸易差距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它提供支持。当他得知此事不可行时，
西德尼
•
戴尔的更为简单的解释，被放在了第一位。戴尔的出发点是不顾美国的意愿，为（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设定 目标增长率，即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年增长
5%
。由于人口 增长率为2.5%
，这将使人均国内总产值增长2.5%
，这一最低增长率 与联合国设定的1960
年代发展目标相符。但是，报告辩称，除非发 展中国家的进口额增长6%
，否则，就不可能保持5%
的增长率。这与发展中国家
4%
的出口增长率形成反差。所要求的进口额和预期出口 额之间的差额，即是概算贸易差距，到1970
年，它将扩大到200
亿美 元。戴尔的计算方式很简单，用一个方框表就足以列示，而且很生 动，足以引起任何严肃报纸读者的注意。这是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困 境的充满灵感的表述方式，没有任何一种计量经济学模型能胜过它，它直接导致人们就消除这一差距的措施提出建议。
普雷维什的会议报告获得了高质量报纸充满同情的报道。《金融时 报》称：“从普雷维什博士的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必须为世界南部的 欠发达国家做点什么，当前将它们的生活水平与北方较富裕国家的生 活水平分裂开的差距才不至于扩大。”《世界报》称赞该报告的“温 和语调”和“公正精神”，并赞许普雷维什采纳了法国政府向他提出 的某些理念。这是友好的宣传，与政府公开同情普雷维什的理念的态 度一致。
英国官员私下里批评这份报告，称之为“对一个极为复杂领域的肤 浅而充满争议的陈述”。他们认为普雷维什“在报告中远未证实他 所谈的情况，甚至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解释，因此也就不可能对它 进行平衡兼顾的讨论。”至于美国，鲍尔在私下里的评价甚至更为 严苛。“欠发达国家成了用优雅的经济学术语包裹的高级骗局的牺 牲品”，他写道。“当它们最后打开包裹，发现里面装的是旧报纸 时，它们会大为失望。”他相信当贸发会议召开时，“结果会是一片 混乱，因为所代表的利益和观点将会纷繁多样”，但是这种混乱也 会有光明的一面，因为美国最终将能够“把好的和可挽救的整合在一 起”。
E. 结论
到
1964
年时，发展中国家从它们在哈瓦那会议于1948
年结束后感受到 失望，至此已经走过了漫漫长路。它们的数量因非殖民化而扩大，它 们在某些方面与苏联结成联盟，还加强了自己的团结，在普雷维什领 导下，它们既拥有了经济学说，也有了一套政策理念。它们站在一个 贸易和发展新时代的边缘。与此同时，鉴于美国对它们的政策理念即 使不是积极反对，也是持由衷的冷漠态度，它们知道可能面临惨淡失 败的前景。普雷维什至少相信一切仍有可为。他曾预先发出警告，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制订国际 贸易政策方面拥有的回旋余地有限。正如罗斯托在会谈时告诉他 的：“保护主义的游说活动受到国会保护，国务院制订的政令对此无 可奈何。”这是当时的现实情况，也是曾使《哈瓦那宪章》进入歧途 的现实情况，任何重建国际贸易管理模式的努力，都不得不对付它。
但是这几乎无益于减轻发展中国家从管理世界贸易的“临时”安排和 关贸总协定与它们的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方面感受到的不公平。这种不 公平感是不可抗拒力，它将与瑞士日内瓦的既定目标迎头相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