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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抗到合作

A. 不同的领导人和新战略

根据历史学家马克

马佐尔的观点,“

1984

年一位对华盛顿很友好的 秘书长上任之后,贸发会议被拔掉了牙齿”。需要对这种说法予以更 正和说明。需要更正的是,拔掉贸发会议的螫刺的过程,始于

1984

年任命一位新秘书长而没有成功。需要说明的是,“拔牙”(如果这 个词没有用错)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延伸到接下来的

12

年 里,除了秘书长的政治倾向,还涉及很多其他偶然因素。本章阐述这 一过程。

确实没错,自

1985

年至

1996

年,贸发会议经历了在它

50

年历史中最重 要的转变,上一章阐述了此次重大转变的部分背景。在这一急剧变化 的背景之下,联合国承受着持久的资金压力,压力主要来自美国。美 国从

1975

年以来一直拖欠会费,给联合国造成了一次预算危机。此举 被用作工具,目的是确保改革联合国的预算编制过程,缩减本组织规 模。美国在

1970

年代末就退出了国际劳工组织,

1984

年退出了联合国 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理由是该机构对“自由社会的制度,尤其是 自由市场和新闻自由”怀有敌意。它以采取类似行动威胁其他联合国 机构,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然而,贸发会议 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其秘书处是联合国秘书处的一部分,以退出 相威胁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因此它对整个联合国的预算施加压力,

以威吓贸发会议。

当贸发会议面临此种压力时,它过去的战略已经失去动力。它最初的 战略已经实施了一部分,但是有很多内容,因为技术和政治上的误 判,未曾实施。在此情况下,本组织的管理工作应当受到仔细审查,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唆使进行审查的,应是美国和其他

B

组国家,这 也不足为奇。

1984

年,里根政府敦促

B

组国家成立一个“反思小组”,重新审议它 们对贸发会议及其管理层的态度。显然,在过去十年里担任秘书长,

此时正要结束其任期的加马尼• 科里亚,被认为应该对

B

组国家认为 的失误负责。在反思小组内分发的“绿皮书”,阐明了主要的指责内 容。首先是科里亚允许贸发会议的管理结构头重脚轻,行政人员更多 地致力于推动南北对抗而不是促进南北贸易。第二点是管理层绕开了 贸发会议委员会的结构和各项决议。第三点是贸发会议秘书处编写的 研究报告并非不偏不倚,而是偏向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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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的议程。

由于科里亚的任期行将结束,各方未能就继任人选达成一致。科里亚 提出订立临时合同,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直到继任者获得任命。美 国断然拒绝支持这一提议。当科里亚在

1984

12

月离开之时,格林纳 达的阿利斯特• 麦克林泰尔成为代理主管,即临时行政首长,直到新 秘书长走马上任。麦克林泰尔是一位经济学家,

1977

年成为贸发会议 商品司司长。

1982

年被擢升为副秘书长。他与美国的学术机构建立了 良好关系。

1983

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之后,里根政府试探其口风,想 让他担任格林纳达临时政府领导人。他起初接受,随后称病,没有出 任这一职务。在贸发会议内,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务实的谈判者,而 不是发展中世界雄辩滔滔的发言人,所以“对华盛顿很友好”是一个 贴切的描述。

麦克林泰尔开始根据

B

组国家的意向,调整贸发会议管理层的结构。

他不动声色地将几位比较反西方的官员调离前沿职位,最终对大约

30

名高级工作人员的职位作了重新安排。还有一些人目睹所发生的一 切,离开了本组织。麦克林泰尔始终否认这些变动是响应华盛顿对贸 发会议管理层三番五次的指责而作出的,但是无论动机如何,已经作 出了改变。

麦克林泰尔解决贸发会议面临的政策僵局时,断定

B

组国家从加速南 方发展获得的宏观经济惠益,不足以促使北方作出进一步的贸易减 让。因此,他实际上放弃了第一份勃兰特报告的观点,即:北方的自 利是重启南北对话的有效推动力。他试图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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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放弃非互惠减 让的要求,将重点放在重启国际谈判的交换条件上。

虽然关贸总协定下一个回合尚未开始,美国已经表明了它的优先事 项。它们是,使当时的关贸总协定规则没有涵盖的服务贸易实现自由 化,以及放松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这是关贸总协定规则 之外的另一个经济活动领域。麦克林泰尔和秘书处的其他人看到贸发 会议对美国的优先事项予以响应的机会。贸发会议在航运领域里的成 功,第二章最后部分已有阐述。贸发会议还对发展中国家的保险市场 进行了多项研究,并就如何加强和更好地规范这一市场拟定了建议。

在航运和保险服务领域,贸发会议有着值得称许的记录,麦克林泰尔 希望扩大战果。

最后,在

1986

年初,新秘书长肯尼思• 达齐上任。他是一位加纳外交 官,被长期借调到联合国。

1970

年代中期,他担任

25

人小组负责人,

建立该机构是为改变联合国机构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工作提供建议。

他以这一身份建议用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组织取代贸发会议,令

77

国集 团大感沮丧。在

1978

年至

1982

年间,他担任联合国发展和国际经济合 作总干事。他性格谦逊、友好、态度详和。他被视为“外交官中的外 交官”。在很多方面,他与科菲• 安南很相似,安南是一位语气和婉 的加纳人,有着关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的广博内部知识,锲而不舍地 谋求共识。

肯尼思• 达齐对他的同事来说像个谜一样。例如,他在发展和国际经 济合作职位上时,参与了联合国改革的玛格丽特• 安斯蒂说,他不是 一个真正有眼光、或者强有力的领导者。她低估了他,因为他洞悉联 合国的经济和社会使命遭遇的困境,是一个有卓越人格并且有原则的 人。他清楚地知道,人们可以对联合国业务上的缺点给予“非常严肃 而且有理有据的批评”-例如难以实施的决策,糟糕的资源分配程 序,以及没有实行问责制。不过,虽然支持联合国改革,但他认为在 纠正国际发展合作的瑕疵方面不会走得太远。其中一个原因是,联合 国在该系统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另一个原因是,有一些刺激因素,

促使个别会员国逃避这项工作,而不是给予支持。

达齐根本不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认为狭隘地以理顺价格为重 点,是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他还认为,世界银行和基金组织在

1980

年代的工作,正变得极为意识形态化。他信奉对国际经济系统的共同 管理,他怀疑南方仅仅融入霸权性的北方结构中,在政治上是否可持 续,因为南北关系中存在固有的矛盾。他在这方面有先见之明。

然而,他对贸发会议的看法是批评性的。在

1986

年的一次讲座上,他 说:“贸发会议在它问世后的

20

多年里,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但是必须坦率地说,总体上,这份记录有诸多可能性未能实现,并且 有负期望。”在他看来,贸发会议与国际经济新秩序有关的机会窗口 在

1982

年已经关闭,当时的债务危机对南方的议价实力造成了致命损 害。

1986

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达齐承诺他将继续推动麦克林泰尔开 启的管理改革,但是将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他不放弃麦克林泰尔的尝 试,利用贸发会议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成功经验,并鼓励外国直接投 资。当关贸总协定的第八回合谈判于

1986

9

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 开启时,达齐沿着一个重要的新途径前行:他确认贸发会议将积极支 持谈判。这是一次重大转向。在关贸总协定的上一个回合,即

1973

年至

1979

年的东京回合当中,贸发会议没有为谈判提供相似的支持。

很多发展中国家决定与关贸总协定开展谈判,它们需要贸发会议的支 持,以确保谈判结果能照顾到它们的利益。贸发会议对协定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开展了广泛研究,这并不总令

B

组国家感到高 兴。这就是达齐争取共同管理国际贸易体系的方式。乌拉圭回合最终 使世界贸易体系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重大变化,对于 贸发会议在该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