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政策
B. 制订贸发会议的商品战略
在知识上对贸发会议商品政策影响最强烈的，不是商品价格管理经济 学的技术分析，例如在贝拉吉奥传阅的，而是从不远的过去汲取的宝 贵实用智慧。其中之一，是普雷维什和他的高级顾问关于
1930
年代制 订的国际商品管理计划中各种商品的解释。他们利用1930
年代的管理 计划，坚持认为一定有可能制订适当形式的商品市场干预措施，而不 顾经济学家在贝拉吉奥提出的所有技术性反对意见。另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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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领导人利用流产的1948
年《哈瓦那宪章》包含一 章关于国际商品协定的内容一事施加的影响。77
国集团将《哈瓦那宪 章》的规定，视为国际上对新商品管理计划合法性的认可。77
国集团接受了对于两个历史事件的解释，这两个事件变成了塑造贸 发会议秘书处的新商品战略的动力。这些解释均有争议。在
1930
年代的五个重要商品管理计划中，有两个，即糖和小麦管理 计划，均告失败。另外三个，即茶叶、橡胶和锡管理计划，获得了成 功。然而，这些成功依靠的是下述事实：这三种商品的生产，大部分 集中在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帝国境内，实际上它们的大部分消费 量也是如此。所制定的计划是三个殖民者集团做交易的结果－这些 交易无视宗主国消费者和本地小生产者的利益。然而，到1964
年时，殖民统治正在迅速从国际舞台上消失。同它一起消失的，是漠视消费 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冲突的能力，以及产生《国际咖啡协定》的特殊政 治局面。殖民主义在美国的压力下衰落，到
1964
年时，已经改变了国 际商品管理的政治学。吊诡的是，在一个殖民主义终结后的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政策需要利用殖民机制捍卫它们的经济利益。
《哈瓦那宪章》预示了殖民主义终结后的世界将带来的转变。它阐述 商品的一章，指明了殖民主义终结后的世界的前进方向。《宪章》根 本没有对国际商品管理原则给予一般性支持，而是美国企图更为严格
地限制使用这一机制，当然要比
1930
年代的使用严格得多。合法使用 的标准十分严苛。《宪章》宣称“国际商品协定”是合法的，但是它 们必须是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达成的条约。生产国和消费国必须一致 认为，存在一种市场力量无法纠正的“紧急情况”。生产国和消费国 在管理机制中必须有同等代表权。最后，每一个国际商品协定都有一 个“日落条款”，且初次有效期只有5
年。遵守这四个条件的要求，使大多数以前的国际商品管理计划成为非法计划。即便有这些限制，
《宪章》也没能赢得美国商业组织的支持，因而从未生效（见第一 章）。值得注意的是，在
1948
年至1964
年期间，仅订立了一项国际商 品协定，即已经提到的《国际咖啡协定》。普雷维什最初关于商品计划的观点决不是教条主义的。他承认对很多 商品而言，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不可能达成国际协定。但是他 知道，必须有所作为，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他写道，“需要 重新考察整个商品领域，逐个商品考察，应当运用新思维，看看商品 技术人员在过去如此频繁表达的悲观主义态度，是否每一种
[
情况下]
都真的有道理。”1965
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贸发会议移交了它对商品协定谈判所承 担的全部责任。贸发会议因此吸收了经社理事会国际商品贸易委员会 和国际商品协定临时协调委员会的职能，B
组国家放弃了它们最初反 对贸发会议成为一个谈判论坛的立场。在国际商品协定领域中的地位 提高，促使秘书处着手制定一项关于商品问题的战略。普雷维什向曾 经为贝拉吉奥会议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 梅泽尔斯寻 求帮助，由后者牵头制订贸发会议的商品战略。虽然伯纳德• 奇泽罗 是商品司司长，但作为副手的梅泽尔斯是真正的推动者。梅泽尔斯察 觉到一种“迫在眉睫的、或者短期的必要性，即有必要在各主要商品 市场上实现合理程度的稳定性，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为生产国 实现有合理利润的价格稳定”。但是，困难的实质在于界定“有合理利润的价格”。
B
组国家在贸易 和发展理事会常设商品小组委员会中反复强调，难以找到“有利润的 价格”的切实可行的定义，除非将其当做长期市场均衡价格。它们 坚称不需要就商品政策的一般原则开展任何谈判，因为每一种商品都 有它自己的独有特征。这些定义上的差异，代表了政策方面的更大分 歧。普雷维什愿意逐个商品推进，但是这个方法遇到了困难。梅泽尔斯的 第一个任务是聘用扬 • 廷贝亨为顾问，设计一项缓冲库存的计量经济 学模拟，为关于可可的国际商品协定谈判提供便利。计量经济学模拟 将得出一个缓冲库存提前融资成本估计数，供
1966
年8
月的可可商品 会议使用。会议旨在核准联合国主持的新可可主管部门遵循的原则。事情不会成功。美国和西德皆以意识形态理由坚决反对，因为它们 将失去对可可供应管理的控制权。它们还拒绝了贸发会议的缓冲库存 融资方式。纽约可可经销商为了保住这个市场，在哥伦比亚特区华 盛顿大力游说。普雷维什因可可会议的失败而深感苦恼，因为他认为 它“从经济和金融角度看是合理的”。
这是一个真正的挫折，因为可可并不是引起最棘手的谈判问题的商 品。与糖不一样，
B
组国家不生产可可。不存在需要对付的生产过剩 的大问题。最大生产国是非洲的两个穷国，它们都没有控制市场（加 纳和科特迪瓦）。而且，不存在冷战造成的复杂问题，不像糖那样，有古巴因素赫然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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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的希望破灭，激起了严厉批评，特别 是来自非洲国家的批评。这使贸发会议在诸如补充融资的其他问题上 取得进展一事更为利害攸关。1966
年10
月底举行了一次会议，为将要举行的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贸发二大）制订缓冲库存政策，贸发二大原定于
1967
年举行，但 是推迟到了1968
年。除了普雷维什和梅泽尔斯，兰加斯瓦米• 克里希 纳穆尔蒂和大卫 • 波洛克也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代 表一起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决定将稳定价格和提高价格这两个目标分开，保留缓冲库存作为服务于前者的工具，而保留产量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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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 口配额服务于后者。在公开陈述的策略方面，他们断定，秘书处的贸 发二大文件应当“总体语气尽可能保守，强调稳定价格这一目的，以 打动消费者”。与此同时，保守的语气并不妨碍就缓冲库存和中心筹 资机制提出新设想。提交给贸发二大的商品文件类型概括如下：
除了考察各种商品的具体市场趋势，
[
它]
还阐述缓冲库存的基本 原则；融资规模的大体数据但不是具体的美元需求量；准备订立 新商品协定的必要性；建立一个中心基金（包括融资和业务职 能）；此种基金能否成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补充融资机制的一部 分（或许是一个独立部门，因为缓冲库存的成功运作，应当会减 轻对后一种机制的依赖度）。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