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社会变动的重要趋势是寒门的兴起，士族的衰落。南齐永明时期 正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齐武帝为加强皇权对寒门更加重视，寒门庶族的 逐渐兴起，并且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积压士族的生存空间。甚至诈入
“士籍”以获得士族的种种特权，这引发社会矛盾，同时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
随着政府检籍运动的进行，爆发了“唐寓之”动乱，该动乱是士庶矛盾激烈化 的表现。
1.3.1《恩幸传》、《幸臣传》与寒族阶层乘势而起
“寒人”一词据徐国荣考察，是指其先辈——特别是父祖辈无显赫社会地 位，而使子孙无晋身之资者②。同世家大族凭借世资“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相 比，寒人的进阶通道十分艰难且具有偶然性。士族可以凭借世资升官晋爵，不
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84 页。
②徐国荣：《晋宋寒人的崛起和文学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第 50 页。
必以外物撄怀，更不屑于具体政务。刘宋曾担任门下省长官的陈郡袁氏袁顗，
史书记载他：“本无将略，性又怯挠，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陈，唯赋诗谈 义而已。”①可见他本身并无太多实际处理政务的能力，这也是当时高门士族所 面临的共同问题，士族逐渐退化为不谙世事的文人学士。于是皇帝需要重用寒 士，“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专，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 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 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 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普。”②（赵冀：《二十二史札记》
卷八《南寒多以寒人掌机要）寒人虽掌机要，但常被门阀世家所瞧不起，称之 为“恩悻”。
南朝四史中《宋书》和《南齐书》是当朝人记当朝史，二者分别单列《恩 幸传》与《幸臣传》，可见，沈约与萧子显都注意到了恩幸阶层逐渐崛起的事实。
《宋书·恩幸传》载录戴法兴、戴明宝、董元嗣、徐爰、阮佃夫等人，多在宋 武帝时期逐渐崭露头角，戴法兴、徐爰等人甚至参与处理中枢机要事务，权倾 朝野。在南朝皇权加强的背景之下，皇帝需要褫夺士族阶层的权力，同时也要 监视宗室与群臣，这就急需建立一套直接听命于自己的人事班子，而出身低下 的寒士正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宋书·恩幸传》记载：“世祖亲览朝政，不任 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③也正是在宋孝武帝时期“寒人章机要”
的局面正式形成，士族虽然担任尚书令、尚书仆射，但也只剩下在公文上签字 的权力。同时又分设两位吏部尚书，并取消五兵尚书，将人才官员选拔权力掌 握在自己手中。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 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 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恩幸传》中所记载的这些 寒人多有从事中书舍人的经历，这也为寒族的兴起提供了制度保障。《宋书》记 载当时戴法兴权力之重，“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 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④义恭即当时担任录尚书事的刘义恭。宋孝武 帝去世之后，宋前废帝刘子业即位，戴法兴依旧专权，甚至拉拢当时朝中重臣，
①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152 页。
②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73 页。
③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03 页。
④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04 页。
豢养门客，有人给前废帝汇报说“外间云宫中有两天子，官是一人，戴法兴是 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兴与太宰、颜、柳一体，吸习往来，门客 恒有数百，内外士庶，莫不畏服之。”①寒人之权力可见一斑。
南齐时期情况也是如此，考察《南齐书·幸臣传》，共有纪僧真、杨法持、
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吕文度等人中纪僧真、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等 人都担任过中书舍人或者中书通事舍人。萧子显提到：“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 簿板籍，入副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 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幸臣篇》，以继前史之末云。”②这里明确提到寒 人被“恩幸”这些寒人不仅仅位高权重，而且努力跻身于士族行列之中，其中 最大的便是附庸风雅，《南齐书》记载：“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 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③齐梁时期，士族在中央 担任重要职位的比例同刘宋时期相比有所上升，但却远远低于东晋时期。士族 逐渐交出了重要的官职，并且以任职贵重清闲的岗位为荣，实际政务由台阁令 史、主书、监帅、典签等熟悉文法的下层官吏承担。根据学者陈长琦考证“与 东晋相比，南朝寒人在国家权力中心里的构成，有了明显的变化，录尚书事一 职，东晋寒入所占的比例约 5%只有一名，南朝时期，寒人比例达到 21%尚书令 职，东晋无寒人，南朝时期，寒人的比例达到 8%中书令职，东晋无寒人，南朝 时期，寒人的比例达到 7%。当然，这个变化的速度还不是太快，提高的幅度还 不是太大，但是，这与东晋时期世族独霸政坛的局面相比已有所改观。”④难怪 后来的齐武帝感慨：“学 ‘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
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⑤而齐武帝之时距离宋孝武帝 也仅二十多年而已。在《南齐书》中将这段材料归于齐明帝，但无论是武帝还 是明帝感慨都充分肯定了寒门出身的刘系宗在处理实际政务中的能力。刘系宗 为丹阳人，在宋明帝时期开始发迹，曾被多为南齐统治者重用，同样也是寒门 出身。《南史》记载：“上欲修白下城，难于动役。系宗啓谪役在东人丁随寓之 爲逆者，上从之。后车驾出讲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刘系宗为国家得此一城。’”
①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304 页。
②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972 页。
③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974 页。
④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29 页。
⑤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27 页。
①刘系宗曾经为武帝出谋划策修筑了白下城，因此武帝赞叹刘系宗为国家得到了 一座城池。其中提到的“寓之”即唐寓之，刘系宗希望由当年跟随唐寓之作乱 的人修筑城池。
1.3.2 检籍运动与“唐寓之”变乱
所谓的“唐寓之”动乱，即发生在南齐永明三年（485 年）冬至永明四年（486 年）因为“却籍”产生的动乱。《南齐书》记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
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 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与分布近县。
新城令陆赤奋、桐庐令王天愍弃县走。寓之向富阳，抄略人民。”②此次动乱波 及数郡县，有组织有计划，头领唐寓之甚至拟有国号，盘踞钱塘：“寓之于钱塘 僭号，置太子，以新城戍为天子宫，县廨为太子宫。弟绍之为扬州刺史。钱塘 富人柯隆为尚书仆射、中书舍人，领太官令，献铤数千口为寓之作杖，加领尚 方令。”③关于该动乱性质最早被定义为“农民起义”④，动乱中的确有农民参与，
但参加的主体则是富商、庶族、地主等与士族所对立的寒人阶级。南朝士族享 有“百役不及，高卧私门”的特权，同时还能够荫蔽大量部曲、佃户，因此国 家的财政负担落到了，广大农民与庶族地主身上。庶族地主为了获得免交赋税、
免服兵役等特权，在刘宋元嘉年间就开始在登记户籍的证明上作伪，通过伪造 谱牒的方式冒充士族，“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
更书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昨日卑微，今 日仕伍。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⑤文中提到可以通过一 万钱的价格贿赂检籍官员，这样就可以名列于士族之中。而对于一般农民而言，
这无异于天文数字。与唐寓之共同作乱的还有富人柯隆，能够拿出“铤数千口”
也绝非普通人家，因此，也只有那些富商、地主以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能够 改头换面。宋齐之际，问题愈加严重：“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 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
①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27 页。
②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776-777 页。
③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777 页。
④赖家度：《从南朝士族制度看唐寓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教学》，1952 年第 6 期，第 16 页。
⑤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59-60 页。
今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阙。……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昔为人 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人，填街溢巷，是处皆然。”①
南齐高帝、武帝十分重视此事，称之为“政之巨蠹”，并组织“板籍官”、“令 史”将这些伪造的人从户籍中清除出去，称之为“却籍”。连年“却籍”导致怨 气积压，正如萧嶷分析的那样：“但顷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顾所损者大，
擿籍检工巧，督恤简小塘，藏丁匿口，凡诸条制，实长怨府。”②当时户籍分为 两种，土著使用黄纸被称为“黄籍”，而侨居之人的临时户籍用白纸登记称为“白 籍。”因此，唐寓之也被称为“白贼”。变乱震惊武帝，并派遣朝廷禁军征讨，
持续一年多才彻底平定动乱。
由此可以断定此次动乱并非简单的农民起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可
由此可以断定此次动乱并非简单的农民起义，而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