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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南齐年间宗王猜忌内斗与“尚文”之风

1.2.3 宗室“尚文”以避祸

南朝君主虽然多出自寒门武将的低级士族,但取得皇位之后一方面出于对 士族文化的羡慕,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实施统治,不得不进行儒雅化的过程,这 种进程并非一代可以完成,正如邵春驹指出的那样刘宋时期皇族儒雅化程度不 高。而到了齐梁时期齐武帝本人则具有一种“儒将”气质,曾与王僧虔比试书 法,并评价武陵王萧晔仿效谢灵运体的诗歌为:“康乐放荡,作体不辨首尾。安 仁、陆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设有“齐梁之 君多才学”一条,“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况绝百代,其次则齐、

梁二朝,亦不可及也。”

齐武帝也常常同齐武帝常常同臣子谈论诗文问题,并组织文学集会,《南齐 书》记载永明二年武帝幸青溪旧宫,“设金石乐,在位者赋诗。”《南齐书》载:

“上(齐武帝)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文藻富丽,当世称之。”

武帝曾在琅琊城讲武,群臣应诏赋诗,今存者有王融沈约等人的作品。他也与 臣子谈论诗文,《南齐书·谢瀹》:“世族尝问王俭:当今谁能为五言?俭对曰:

谢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武帝的兄弟萧晔,萧锵同样好文章,武帝的儿子 萧长懋、萧子良萧子隆亦与文人往来,尤其是萧子良周围聚集的文人团体的创 作活动更是蔚为大观。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01 页。

邵春驹:《萧嶷与永明之治—从一个侧面看南朝低级士族的儒雅化进程》,《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821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764 页。

齐武帝也曾经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及文章诗笔,乃是佳事。然世务弥为根 本。可常记之。”(《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齐武帝还认为读书尚文是“不堪 经国”的。可见他倡导自己的儿子学文提升自我修养,但是却反对他们将这些 作为人生追求。齐武帝对宗室其他成员中提倡文士还有与他对宗室的猜忌有关,

即让他们减少对武备之事的参与,减少对皇权的觊觎。

武帝尝间临川王萧映居家何事为乐,“帝问其居家何事,映曰:‘唯使刘瓛 讲《礼》,顾则讲《易》,朱广之讲《庄》《老》,臣与二三诸彦、兄弟友生,时 复击赞,以此为乐。’帝大赏之。他日谓嶷曰:‘临川为善,遂至于斯。’”临川 王与诸兄弟之尚文即可远离政务,而不会对帝柄有什么凯舰,因而他大赏之,

并当着豫章王的面予以高度肯定,这无异于树榜样于萧嶷。齐武帝萧赜不仅仅 对自己的二弟萧嶷防范甚严而且,对其他的兄弟们也多有防范。《南齐书》记载,

萧道成共有十九子,除去早亡的四位,齐武帝共有 14 位兄弟。他对这些兄弟们 也是严加防范。早在刘宋时期,谈及武事就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周一良谈 到:“东晋南朝后期骑马一事在某种程度上竟成政治野心之表现,恰可与义庆‘不 复跨马’之事相参证。”在宋齐统治期间,习武被视为最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垣荣祖年轻时学习骑马及射箭,有人跟他说:“武事可畏,何不学书。”所谓“武 事可畏”就是在劝他学习武事可能会引起朝廷的警惕,招惹祸患,垣荣祖历经 宋齐二代,可见当时的风俗。

萧晃是萧道成四子,齐武帝萧赜的四弟,他极其喜爱领兵、骑马、打斗之 事,在高帝时期,曾几次触犯萧道成。南齐书《南齐书》卷三十五《长沙王萧 晃传》还记载:“太祖践祚,晃欲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执杀之。上大怒,

手诏赐杖。寻迁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后将军、南徐州刺史。世祖 为皇太子,拜武进陵,于曲阿后湖斗队,使晃御马军,上闻之,又不悦。入为 侍中、护军将军,以国忧,解侍中,加中军将军。太祖临崩,以晃属世祖,处 以辇毂近蕃,勿令远出。”“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

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水。世祖禁诸王畜私仗,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064 页。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60-161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529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623 页。

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萧晃曾私自带数百人的仪仗队进京城,诛杀典签,领 马军与人对打,这种种事情触犯了高帝,高帝临终之前甚至留下遗言要把萧晃 安排在京城附近地区,不要让他远出。萧赜对宗室武备之事也极为敏感,《通鉴 易知录》:“齐旧制: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州刺史罢 还,私载数百人仗。齐主闻之,大怒,遂不被亲宠。”关于“捉刀人”《世说新 语·容止》有记载:“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即武士护 卫人员,齐制规定,在京城的诸王最多可设置四十名武备人员,他竟然有上百 人的武备仪仗队,因此武帝震怒。

上文同样提到,萧嶷为了打消齐武帝的疑虑,主动剪裁自己的武备仪仗的 数量,豫章王王在给武帝的一道启中说:“臣自还朝,便省仪刀,捉刀左右十余 亦省……服身今所牵仗,二侠毅,二白直,共七八十人。”又云:“侠毅、白直,

格置三百许人,臣顷所引,不过一百。”捉刀,按规定可为四十人。而他只设 十余人,即使如此,最终还是连同仪刀一并裁剪了。侠毅、白直之人数按规定 可达三百来号,而萧疑减省得只有七八十人,不仅远低于此标准,也低于齐武 帝所云之规定,希望以此来打消齐武帝的疑虑。

萧晔为萧道成第五子,萧赜的五弟,根据《南齐书·萧晔传》记载,武帝 曾经召见萧晔,萧晔善射,当场表演,屡发命中,并炫耀地看着周围四坐说:“我 这一手水平如何?”触犯了武帝提防宗室练习武备之事的禁忌,齐武帝对此非 常反感。萧嶷说:“阿五常日不尔,今可谓仰藉天威。”齐武帝这才没有责怪。

后来在华林赌射,“萧晔叠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赐钱五万”,又出犯了 武帝。根据《通鉴易知录》记载:“武陵王晔多才艺,亦无宠。尝侍宴,醉伏地,

貂抄肉盘。帝笑曰:‘肉汁貂。’对曰:‘陛下爱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悦。”一 句“爱羽毛而疏骨肉”道出了当时宗王被限制、监视的无奈。

齐武帝还充分发挥了“典签制度”的效用,利用典签在地方作为自己的耳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624 页。

吴乘权:《纲鉴易知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949 页。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669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10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11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625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625 页。

吴乘权:《纲鉴易知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949 页。

目,并且牵制诸王。“典签制度”自宋孝武帝建立,发展到此时典签在地方权势 已达到极致。典签在地方负责监视诸王,将宗王一举一动都要汇报给皇帝,皇 帝在根据这些汇报做出举动。《南齐书·萧晔》记载:“典签赵渥之启晔得失。”

《南齐书·张欣泰传》提到:“典签密以启闻,世祖怒,召(萧子隆)还都。”

诸王在重重监视之下失去人身自由,甚至与囚犯无异。

在齐武帝猜忌诸王的政治背景之下,诸王草木皆兵,多尚文事以表明自身 无意于政治追求,以图避祸。萧嶷主动尚文弃武,减少了武备侍从的数量,并 告诫自己的儿子们要“勤学行,守基业,治闺庭,尚闲素。”他的儿子均能恪 守父亲遗训,大多以文章名,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是其佼佼者。萧 子恪曾自豪地说:“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明帝掌权之后,齐高、武二帝之 子孙多被杀戮,萧嶷子“十六人并人梁”。他们之所以得以保全,与他们遵父命 而尚文、远离险恶的政治环境有一定关系。

齐武帝的七弟萧锵、八弟萧铄二人都喜欢文章学问,“鄱阳王锵好文章,铄 好名理,时人称为‘鄱桂’。”武帝对二人十分喜爱,萧铄体弱,经常卧病在床,

齐武帝亲自探望并且给予“床帐衾褥”,萧锵也是“有宠于世祖”。从中可知,

齐武帝对尚武、有武功的二弟嶷、四弟晃、五弟晔等人严加防范,而对尚文的 三弟映,七弟锵,八弟铄十分喜爱,也在释放一种信号。而他的儿子萧长懋、

萧子良等人更是大尚文士,组成了竟陵八友集团,并频繁组织文化活动。

综上所述,宗室忌讳谈武,同时又附庸风雅,于是“尚文”几乎笼罩了整 个文坛,正如罗宗强所概括的:“皇室导向如此,文士们又鉴于皇室互相残杀至 酷,唯恐涉及政治而罹祸,加之社局面相对稳定,于是一种向装饰与消闲方向 发展的创作方向便蔓延开来。”尚文之风的盛行对当时的文教事业以及文化创 作有很多的促进作用,“永明体”也诞生于这样的土壤之中,但也让宗室沉浸在 舞文弄墨之中,逐渐丧失战斗力,在外族入侵的战斗中江山易主。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625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882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17 页。

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070 页。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628 页。

罗宗强、陈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27 页。